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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貨幣超發催生的資產性泡沫浪潮，及經濟發展停滯、社會分化、機會缺失等因素，年長（老）一輩、有產者群體客觀上更為受益；但，失業、薪資縮水及貨幣購買力貶值等所有成本都在向青年群體轉移，形成危機在社會內部的代際轉嫁。
首先，長期以來新興國傢生產—發達國傢消費的單向傳遞鏈條，存在嚴重的非閉環缺陷。為維持這一鏈條，發達國傢必須采取加杠桿透支消費的模式，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全球國際收支失衡——美國資本順差遠遠小於經常項目逆差，中國等新興國傢雙順差。然後，2007年起源於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是這種全球性失衡的自我修正，導致借貸消費模式難以維系，全球需求斷崖式下跌，中國經濟自加入WTO以來所形成的以基本工業品為核心的外需拉動動力也逐漸衰竭。最後，自08年以後全球經濟進入再平衡階段，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傢開始啟動再工業化進程，全球生產分工與產業轉移基本進入停頓的階段，而由於區域間貧富差距繼續擴大，新需求的擴張與新市場的崛起也遙遙無期。
1.1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產能過剩的金融鏡像是債務高企，消除債務和出清產能是同一張資產負債表的兩面。而事實也證明，在PPI不斷下降、產能過剩、企業利潤嚴重下滑的情況下，來自營收端的現金流逐漸稀薄，維系企業存續的現金流開始靠外部融資，也就繼續放大瞭債務杠桿。除瞭企業債務，地方政府債務在一輪沸沸揚揚的大投資周期後走向頂點，中國政府債務/GDP已經超過瞭世界公認的警戒線。因此，出清產能和消除債務應該雙管齊下同時進行，這更加提高瞭問題的難度。
首先，由計劃生育人為壓低的人口撫養比，在新的人口周期面前遭到懲罰式反彈，中國的勞動適齡人口將會斷層式下降。而當前開放的二孩政策，不僅在生育意願下降的情況下效果不佳，而且在短期內會進一步加重人口撫養比負擔。其次，水、土壤、空氣等污染不斷加重，不僅環保沒有瞭進一步放松的空間，而且還會因治污成本回補過去的資源紅利。第三，房地產價格的高企扭曲瞭財富分配結構，形成瞭難以承受且無法內化在需求中的超級地租。第四，而存在所有制歧視、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導的間接融資體系，更傾向於將資金低成本的借給國有企業，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難和貴的問題，在現行的金融體制和經濟下行周期內仍然無法解決。過去土地、勞動力、資源、資金等低要素成本優勢不僅消失，而且存在紅利惡化為負債帶來的成本上升。
80年美國裡根改革伊始，國內失業率由7.2%攀升至82年10月份10.8%的階段性高位；英國撒切爾夫人改革期間，失業率由1979年的5.30%攀升至1984年5月的11.90%。
2.3.2貨幣超發導致成本的代際轉嫁將成為人類社會新的難題
其次，貿易摩擦、貿易制裁、匯率攻擊等強硬的國際貿易保護的反制措施被屢屢使用。諸如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承認的回避、對伊朗原油出口的禁令、對俄羅斯貿易的全面制裁及盧佈匯率的攻擊更屢見不鮮，貿易摩擦正逐步向沖突升級，甚至國別之間的局部地緣沖突也屢屢使用貿易手段作為武器進行反制。
誕生於19世紀初的“薩依定律”認為：經濟一般不會發生任何生產過剩的危機，更不可能出現就業不足，因為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隻要市場是有效的，企業傢是理性的，就不會創造“無效供給”（產能過剩）。
央行14年4月以來15次貨幣政策的實施，不但沒有讓經濟走出通縮困境，還一定程度上延緩瞭產能出清進度。
上溯三十年，從79年開始，這是中國制度再造的裡程碑、改革開放的起始點，解放瞭體制枷鎖，激發瞭要素動力，喚醒瞭沉睡的效率。這三十年中國所有的發展要素被充分激活和調動，形成瞭持續投入的規模、不斷加速的增長。到今天，三十年傳統要素的供給與投入也已經達到瞭極限。
國際格局的多極化，治理碎片化。80年代，美蘇關系緩和，及98年美國一傢獨大的全球治理格局，為當年的改革提供瞭良好的國際環境。如今，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體系的面臨失衡；中美兩國也面臨治國理念及范式亟待調整和重構。當此，中美治國范式大調整的前夜、國際格局多極化博弈，存量調整下的囚徒困境、民粹主義對政府措施的束縛及道義責任的缺失，使得全球化治理體系區域化、集團化，甚至破碎化。加劇瞭本輪供給側改革的國際化挑戰。
跟隨戰略、替代戰略的失勢，後發優勢（模仿和學習）的衰竭，無法再帶來技術和管理模式方面的效率改進，效率提升的外部條件幾近消失。而隨著人力資本的老化和國內外總需求的萎縮，勞動密集型和產能密集型生產的效率弊端開始顯現，無論是勞動的邊際產出還是資本的邊際產出，抑或財政和貨幣政策的乘數效應，都在遭遇無創新增長的懲罰。提升要素的生產效率，構建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型，是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核心難題。
以中國受危機沖擊最嚴重的09年往前上溯：
上溯一甲子，從49年開始，這是新的中國統一和建制的時間。從那一刻起，中國結束瞭內戰、分割、渙散的局面，重新形成瞭完整的社會組織與動員制度，整個國民經濟體系和基本政治格局沿用至今。強大的集體組織和動員能力充分體現瞭“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和投入能力。但與此相對，“無限責任政府”的政治傾向不但降低瞭國傢的整體運行效率，同樣也滯後瞭社會治理的自我發育，抬高瞭社會運行的整體成本。
1.1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在提高發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續性的基礎上，到二○二○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明顯加大，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加快提高。農業現代化取得明顯進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普遍提高，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傢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是“十三五”期間要樹立並切實貫徹的發展理念。
計劃向市場的切換，發揮市場在動員社會資源中的交易成本優勢，激發瞭主體動力，提升瞭全社會的效率，最終產生瞭系統性的制度紅利。
免責聲明：本文來自騰訊新聞客戶端自媒體，不代表騰訊新聞的觀點和立場
2.3.1全球經濟將在滯漲與通縮之間來回搖擺快速切換
4.4.5 新分配與舊利益之間的關系
■ 中國新供給實驗——與危機賽跑的制度再造
4.2.2 成效時滯，周期拉長
2.1.1 美國QE歐日寬松：用泡沫拯救泡沫，以債務置換債務
改革設計，既需要，對舊復蘇與新增長各出奇招，各部門充分考量彼此難處，改革政策的穩定與持續需要妥協與談判的藝術；又需要，在民粹主義抬頭、社會共識難以形成、措施推動難度持續增加之際，以全局利益至上，挾集權組織、非常手段，以威權推動。
從外部發展環境來看，全球經濟的發展也進入瞭結構性的調整階段：危機之後，發達國傢的貨幣寬松，無非是用泡沫拯救瞭泡沫，以債務置換瞭債務。危機七年，真實的增長、產出率的提升卻從未回歸。而發展中國傢在全球貨幣的泛濫中再次陷入危機，從投資過熱到通脹高企，從泡沫破裂到貨幣貶值，從商品大跌到產能過剩，從熱錢流出到債臺高築。七年間，新興經濟體完成瞭一輪從膨脹到衰退的“剪羊毛”周期，全球商品的價格依然在歷史底部，新興國傢的危機還在持續深化。
供給側改革的成果之一將是，新的技術銀行房屋信用貸款利率多少缺錢急用哪裡借錢車貸信貸台北松山車貸信貸、新的模式、新的業態、新的組織逐漸登上經濟生活的舞臺，但是它勢必將帶來舊模式、舊技術、舊業態、舊組織的瓦解和崩潰。因為創新有可能是破壞性的；創新有可能是以舊的犧牲為代價的。同樣，每一次供給側的改革，都將是社會經濟生活一次大的跳躍，當改變加速的時候，也許我們拋下的是整整一代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發達國傢杠桿消費模式被打破，全球需求陷入萎縮。同時，發達國傢的再工業化政策對勞動密集型國傢產生產出擠出，進一步加重瞭需求不足和產能過剩。
再次，代際沖突不是青年自身造成的，是時代性、系統性、全球性的後危機時代社會問題的弊病。青年群體追求“成功”、擴充“自我”的成功欲、價值觀，與危機後全球經濟發展停滯、社會分化、機會缺失之間的沖突，是造成青年挫折與叛逆的原因。競爭失利( 市場) 與社會排斥等雙重因素的作用之下，青年群體的“下流化”（向下流動）成為必然。
劉易斯拐點之後勞動力供給萎縮，工資持續上漲；環境污染嚴重，治污成本迅速上升；房地產價格泡沫形成的超級地租，構成瞭居高不下的成本中樞；金融體系結構性缺陷導致的民營企業融資難和貴，都在不斷加重要素成本負擔。
從凱恩斯政策的理論基礎來看，需求側是其核心著力點。從實施效果來看，容易在短期內看到成效；但從中長期來看，往往會造成債務增加、產能過剩乃至增速下滑的局面。無論是二戰之後的美國，還是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全球主要經濟體，采用凱恩斯政策刺激市場需求，其經濟增速在經歷瞭短期恢復之後，很容易再次進入下滑、甚至是滯脹狀態。我們認為，造成上述難題的根本原因在於凱恩斯政策僅適用於平抑經濟增長的短周期波動。
2、需求端刺激的失敗—凱恩斯小周期難解結構性大危機
歐洲以QE保全瞭歐盟的完整，通過央行的負債挽救瞭“歐豬們”的國傢破產，面對成員國財政修復的緩慢進程，持續QE的輸血向各國造血功能的轉換之路遙遙無期。首先，歐洲各國央行通過貨幣註資、國有化等多種方式向金融市場註入流動性護送歐洲金融市場走出瞭泥潭，但金融風險觸發瞭高福利國傢的債務問題，將歐盟一體化以來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不匹配的根源性問題徹底暴露，繼而引發瞭更大的動蕩。隨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歐洲穩定機制(ESM)的永久性基金（規模5000億歐元）前赴後繼投入對希臘等國的救助，但是問題遠遠比想象中嚴重。雖然德拉吉掌舵的歐洲央行通過直接貨幣交易（OMT）、降息、存款負利率等方式刺激經濟，使歐元區暫時擺脫瞭解體的風險，度過瞭最危險的時刻，但是經濟復蘇勢頭一直不牢固，並沒有離開懸崖很遠。最後，今年年初，通縮風險籠罩下的歐盟宣佈實施萬億規模的QE計劃，這一計劃在上周得到瞭時間和規模的進一步擴張，但是除德國之外的歐盟國傢仍被蕭條籠罩，福利削減後的社會問題與經濟問題交織在一起，隨時可能將歐盟拖入新一輪的陰霾。能用錢解決的都不是大事兒，但是歐盟癥結的根源真不是錢。
首先，金融危機以後，全球經濟急劇波動。歐美國傢過度消費和新興國傢過度生產所支撐的全球化體系，成為經濟失衡的邏輯起點。危機後，歐美國傢所采取的“削減福利、整固財政”的政策，客觀上抑制瞭其對新興市場國傢商品的需求；甚至其扶持工業的再工業化政策，對新興市場國傢產品的有擠出效應，加劇瞭全球范圍內的產能過剩，並形成瞭實體經濟的通縮。
互聯網及信息化技術，正在通過信息傳遞鏈條及模式的革命性改變，重塑社會微觀層面的組織結構和形態，正在推動人類組織和生產模式的第四次迭代。隨著基於互聯網信息分享基礎的共享經濟的到來，人類新的社會進程也將加速。
原油七年的三個牛熊輪回：08年以來，作為全球商品代表的佈倫特原油，價格經歷瞭146.77美元/桶到46.15美元的危機價格；到128.4美元的次高點，再到當前的42.23美元。原油價格七年間三個牛熊輪回，即是全球經濟在滯漲與通縮之間來回快速切換的縮影。
轉自微信公眾號 MFI金融研究（ID:MFIresearch）
對於政府來說，供給側改革最關鍵的兩條是擴支減稅與簡政放權，是強調市場的自我創新、自我升級的能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個提供良好公共服務、維護公平、保障秩序的“小政府”是改革中市場最需要的角色。而裡根所說“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一定程度上表達瞭供給側改革的部分真相。
首先，在WTO紅利、上一輪國際分工及產能轉移的背景下，依賴於國內的低成本要素比較優勢及體系化的組織與經濟政策引導作用，中國迅速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市場邊界、引爆全球化紅利。
改革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改革的同時，必須要考慮過渡時期的成本，必須要考慮改革的節奏與力度，必須要考慮改革的博弈與關系，必須要考慮改革的承受底線與轉型速度……
針對當時的形勢，中國政府出臺瞭一系列政策。
全球同步性和一致性的信息傳播和風險共振——這一被互聯網信息技術所引發新變革，正在推動人類組織和生產模式的第四次迭代和系統性技術突破。但，新技術突破需等待時間，科技創新放緩與無創新增長動力缺失正面臨的痛苦周期，需艱難應對。
首先，自2009 年以來，各國領導人雖一再宣稱要聯合抵制貿易保護主義，但事實證明，各種形式的國際貿易摩擦與沖突源源不斷，隨著失業率的攀升，這一趨勢在 2014/2015 年達到新的高潮。出於對國內企業及就業的保護，搶占市場，技術標準、檢驗檢疫、環保要求、社會責任、勞工福利、動物福利等條件都成為歐美等主要進口國設置貿易壁壘的借口。
新增長和舊產業之間以什麼樣的節奏和方式，形成總體協調、彈鋼琴式的調控，這是擺在改革者面前的一項技巧。
1.3 中國經濟當下面臨的問題表象
學習和模仿的空間基本消失，“低垂的果實”基本摘光，已經無法再繼續搭乘新技術周期的便車，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必須提高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
2.2 需求刺激失效的原因（凱恩斯依賴引發經濟學危機：是結構性問題不是周期性調整）
3.2.2 裡根與撒切爾經濟學給予我們的啟示
1.2.1 外需市場進入長周期萎縮
美國裡根經濟學的背景：20 世紀 70 年代，美國經濟面臨高通脹和高失業的滯脹困擾。1980 年底，美國通脹率高達13.5%、失業率達 7.2%，經濟增長率僅為-0.2%，深陷“滯脹”泥淖。同時美國經濟也存在諸多結構性問題，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最高達 70%，企業所得稅率高達 46%，抑制瞭私人部門投資和生產的熱情。當時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1）降低企業及個人所得稅；（2）放松行政管理和推進市場改革，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幹預；（3）支持美聯儲主席沃克爾將反通脹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降低貨幣供應量、提高利率；（4）著力推動大軍工戰略，提高軍費支出，提出以“星球大戰計劃“為代表的、以軍事科研為引領的國防高技術、國防經濟發展戰略及國傢總體戰略；（5）取消Q條例，推動利率市場化。
2.1.2 EM國的國際資本魔咒：來時通脹走時崩，資產羊毛商品跌
但是，從舊的執政評價與老的政治激勵來看，在過去幾十年間，地方政府之間的、最小單元的“縣域競爭”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關鍵制度之一。我們承認，GDP考核制度構建瞭中國地方政府高強度的經濟發展責任與雄心，同時也養成瞭極強的發展依賴和龐大的官僚體系。在改革的進程中，既不能簡單的取消GDP的考核，這會造成行政績效的下降，又不能讓政府之手繼續介入市場，這需要的不僅僅是“放開”的口號，或者是“勤政”的要求。它需要將整個執政理念的改變，從上到下的灌輸。地方政府也面臨著轉型，而真正有效的轉型要從新的行政考核機制開始。
國傢經濟耐受性已明顯提高，服務業仍有較大挖掘潛力。在全球陷入經濟增長泥潭、國傢治理范式調整的當下，中國位居世界第二的GDP、位居世界第一的貿易總量，改革的經濟耐受性已今非昔比。當前國內已有較大的財富積累，且，農村仍存數億的勞動力，服務業的發展頗具較大挖掘潛力。故，疏通國內阻礙勞動力遷移的制度屏障、完善國內養老社保制度，打開服務業發展的桎梏。
1.1.4 後發學習模仿優勢
發達國傢消費、新興國傢生產的全球化體系，在危機後被逐步打破。歐美國傢“削減福利、整固財政”和再工業化的政策，加劇瞭需求萎縮和產能過剩，導致瞭全球實體經濟的通縮；對沖危機所超發的天量貨幣，脫離實體部門，湧入資產市場，造成瞭資產性的非典型通脹。由於缺乏真實經濟的基本面支持，資本投機性的趨利與避害，驅動經濟在滯漲與通縮間切換。全球范圍內，互聯網同步性和一致性的信息傳播和風險共振，加快瞭通縮與通脹之間切換的周期。
鑒於，產能出清、債務重組的產業企業與地方政府聯系緊密，甚至部分為地方政府的心頭肉，需防止政府的“過度管理”傾向，避免權力主導和拉郎配現象。
回溯改革三十年，四大動力成就瞭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1）改革紅利形成的制度激勵，（2）要素紅利形成的成本優勢，（3）全球化（WTO）帶來的國際分工與外部市場，（4）後發優勢帶來低成本學習與模仿的技術進步。但是，任何動力都無法避免邊際減弱甚至消失的周期約束；經過三十年的高速發展，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經濟格局發生瞭重大調整，經濟失衡的現象日益嚴重。同樣，中國漸進式二元制改革所提供的效率動力也逐步衰弱，在經濟分工和發展模式上也難以持續。（1）國內的要素成本不斷攀升，巴薩效應逐步顯現；（2）後發優勢急劇減弱，學習與模仿的紅利日益縮小；（3）08年危機之後，全球需求收斂，出口動力進一步塌縮；（4）而周期性的過量刺激對策造成貨幣超發、杠桿過度、產能過剩、金融泡沫高企。驅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幾大動力都在衰竭，中國經濟越來越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目前，除瞭要盡快解決（1）出清產能與“僵屍”、（2）消減杠桿與債務、（3）降低系統成本、（4）提高產出效率，構建新的增長動力和發展模式，啟動新一輪增長周期，是擺在中國面前的重大議題。隻有再一次的制度重構和路徑再造，才能打破過去三十年發展周期的路徑依賴和轉型困局。
新的增長還未成型，過度投入、過度扶持，會不會形成新的泡沫？如何在確保成長速度、發展質量的同時，拿捏好扶持的力度、獲取預期的投入效果，是改革者需要平衡的第一組關系。
2.1 全球量寬刺激失效（貨幣泛濫遭遇流動陷阱：泡在水裡的資產、信用、債務、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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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改革的清單：來自頂層設計的系統重構
2.1.3中國“四萬億”的止痛針和後遺癥：產能、債務、泡沫、通縮
1.3.1產能需要出清，“僵屍”需要倒下
新聞來源http://finance.qq.com/a/20151222/024910.htm
危機後的存量博弈調整階段，全球治理權競爭中的四大玩傢—美國與中國、歐洲和俄羅斯，在利益訴求范圍和重點層面，無法找到最大公約數，由此帶來瞭全球治理體系的博弈與調整。
全球貿易年增速從新世紀初的20%已降至當前的0%左右，即全球貿易出口增速已經停滯，充分表明老齡化對於全球消費需求的沖擊正逐漸顯現。
昆明滇池高治污成本使地方政府不堪重負：自1993年起治理滇池，至今投入已超600億元。但，滇池治理並未取得實質性進展，草海綜合營養狀態指數為70.6，營養狀態為重度富營養，被定為重度污染。當前，昆明市政府每年對滇池污染治理的投入支出已占當年財政的近1/3。與滇池治理陷入惡性循環相伴的，則是昆明城市的急速擴張和昆明財政的窘迫。
與美元指數強勁走勢形成鮮明對比，以原油為代表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自今年年初以來出現呈現直線下跌的態勢，引發資源國過剩產能的崩塌，澳元、巴西裡亞爾這類資源貨幣成為棄兒。
1929年“大蕭條”，凱恩斯政策推出。該政策的理論基礎是凱恩斯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主要觀點是：（1）有效需求不足是導致經濟處於下滑周期的根本原因；（2）市場投資收益率極低的前提下，一致性理性預期使得市場主體采取持幣行為，引發政府的貨幣寬松政策失效；（3）政府通過舉債投資改變市場預期，刺激有效需求擴張，引發充分就業，可以有效實現經濟周期的平抑。遺憾的事，凱恩斯一直沒有闡明何為“有效需求”。
舊地租的平抑需要有一個可控的、而又平緩的進程，因為背後牽動的是千萬個中國傢庭的財富積累、幾十萬億的銀行資產，甚至是背書人民幣價格的資產池。平緩有序的過渡是最好的選擇。
經濟的運行過程中存在多種周期。從時間跨度來看，從短到長，依次有（1）以廠商庫存變動為基礎、跨度在40個月左右的基欽周期，（2）以設備投資變動為基礎、跨度在10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3）以建築業發展為基礎、跨度在20年左右的庫茨涅茲周期，（4）以統計數據檢驗為基礎、跨度在50-60年之間的德拉基耶周期，（5）以創新理論為基礎、跨度在48-60年之間的熊彼特周期。
4.2.3 威權推動、集權形態
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生效，中國正式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啟動於1978年的市場經濟制度改革、還在持續提升的低成本要素優勢，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迅速轉化為比較優勢。進出口快速增長，大進大出，成為全球第一貿易大國（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多種產品的市占率顯著提升，經濟總量攀升至全球第二位。
1.1.3 全球化開放紅利
1.2 中國經濟傳統動力下降的客觀原因
最後，由於互聯網的介入，信息和風險感知在全球范圍內首次形成瞭同步性和一致性。風險與機遇，隨著互聯網媒介的超地域和文化的傳播，瞬間在全球范圍廣而告之，成為席卷全球的一股浪潮。全球熱點及大眾情緒切換的速度全面加快。故，金融危機後僅八年時間，全球各經濟體便經歷瞭數輪程度不同的通脹向通縮、通縮向滯漲劇烈轉換周期。
1.3.2債務需要消減，杠桿需要控制
1998-2002年，政府，一方面對抗通縮，在需求端，政府采取逆周期的宏觀政策；同時積極推動結構性改革。但，借助WTO及住房市場改革的雙重紅利動能下，2003年，即5年後，經濟方才走出通縮周期。
全球范圍及社會內部“涓滴效應”失靈與馬太效應凸顯，造成社會財富結構失衡、貧富差距固化與代際傳承，使得社會及當前治理體制的公正性與合法性遭到質疑。全球格局及制度的僵化、政府應對措施的笨拙、危機成本向下傳導的現實，導致全球范圍內民粹主義思潮的抬頭。造成社會共識的斷裂，加大瞭結構調整的難度。
當前，所面臨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國際地緣異常復雜！
1.2.4 過高的債務和杠桿催生瞭泡沫
加入WTO、迅速擴大市場邊界，將國內的低成本要素優勢轉變為比較優勢，將中國的勞動力、土地等資源納入全球分工體系，引爆瞭全球化的紅利。
時至今日，美國面臨深刻的社會結構調整，全球化的美國民意基礎已然消失。新自由主義思想所帶來的制度變遷的效率，已釋放殆盡。美國與其構建的全球化制度體系正面臨新的轉型，舊的全球化制度效用正在收斂、失范。
2.2.4 結構性問題三：全球的老齡化時代與有效市場的缺失
需產能削減規模過大，影響社會穩定。當，“四萬億”投資，遭遇歐美各國政府“削減福利、整固財政”的需求削減、再工業化及貿易保護政策時，國內產能過剩的嚴重性被急劇放大。鋼鐵、煤炭、水泥、有色等重、化工產業產能已占全球產能5成左右，以全球需求計算，當前產能過剩比例過高，需削減產能幅度較大。以鋼鐵產業為例，2014年底，我國粗鋼產量82269.8萬噸，占全球粗鋼總產量的49.5%，過剩產能高達1.3-1.5億噸。如此大規模比例的產能削減，對國內就業、地方財政、社會穩定的影響過大。
故，在通縮向通脹演變的最後時間窗口，應大力推動供給側改革，引導過剩產能供給側減量和結構調整，恢復企業盈利能力，實現轉型再平衡，是解決問題的唯一突破口。並解決因貨幣傳導機制阻滯，引發的資產泡沫問題，夯實國內資產硬度，引導經濟軟著陸。
發達經濟體老齡化水平不斷提升相對應的是，發展中國傢和欠發達國傢的相對收入水平持續下降，全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其次，危機之後，貨幣超發催生瞭全球資產價格脫離真實經濟基本面的非典型通脹。一方面，資產性泡沫浪潮，使得有產者群體或年老一輩客觀上受益。擁有金融資產或房地產資產規模的大小，決定瞭危機之後，傢庭資產中位數的走勢，社會貧富差距因此擴大。另一方面，危機所帶來的實體經濟萎縮、失業、薪資縮水及貨幣購買力貶值等所有成本，都在向青年群體轉移。
4.3.5 改革政策的穩定性和持續性
其次，危機之後，發達國傢消費、新興國傢生產的全球化體系，在危機後被逐步打破。歐美國傢“削減福利、整固財政”和再工業化的政策的趨勢，與中國主要產業占全球半數以上份額、產能已達極限的現狀，不期而遇。發達國傢的再工業化政策對新興國傢產能的擠出，意味著國際分工產能轉移的結束。
危機後，歐美國傢“削減福利、整固財政”及再工業化戰略，全球需求收縮、產能競爭更加激烈；隨著中國各項產能提升已至極限，國內外技術代差的抹平及各項要素成本的上升，國際分工產能轉移與全球化紅利業已宣告終結。
以需求管理為核心、逆周期擴張與收縮的宏觀調控為支撐的經濟學理論框架，在上世紀“大蕭條”、2007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面前，成效遠不及預期，同時還產生瞭很大的負作用。“凱恩斯革命”與凱恩斯主義在發達國傢的“大蕭條”之後興起，全球政府以宏觀調控的形式參與經濟活動，參與程度之高超過歷史；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傢陷入“滯脹”，發展中國傢的進口替代戰略破產，計劃經濟國傢發展長期停滯。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政府實施瞭與“大蕭條”之後相似、更大規模的宏觀調控政策，在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支撐下，世界經濟經歷瞭恐慌後的恢復、以資產和商品泡沫為核心的虛假復蘇，之後再次陷入瞭停滯與通縮。
1964年被首次提出的巴薩效應（即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是指，在經濟增長率越高的國傢，工資實際增長率也越高，實際匯率的上升也越快的現象。當貿易產品部門（制造業）生產效率迅速提高時，該部門的工資增長率也會提高。國內無論哪個產業，工資水平都有平均化的趨勢，所以盡管非貿易部門（服務業）生產效率提高並不大，但是其他行業工資也會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漲。這會引起非貿易產品對貿易產品的相對價格上升。假定貿易產品（按外匯計算）的價格水平是一定的話，這種相對價格的變化在固定匯率的條件下，會引起非貿易產品價格的上漲，進而一起總體物價水平（貿易產品與非貿易產品的加權平均）的上漲。如果為瞭穩定國內物價而采取浮動匯率的話，則會引起匯率的上升。無論那種情況都會使實際匯率上升。
2.3.5全球治理權的競爭會更加劇烈甚至帶來全球規則的破碎化、集團化
4.4.1 新增長和舊產業之間的關系
中國供給側改革：夾縫中的制度重構
企業負債比例過高，對銀行拖累較深。企業過高的負債比例（非金融企業123.1%的負債率，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高），及對未來經濟增長預期的轉變，使企業部門的“三去”措施（去庫存、去產能和去杠桿），惡化瞭經濟的通貨緊縮狀況。導致企業經營壓力變大，資產縮水甚至債務增加，推動企業部門和全社會負債率持續上升。而，國內高比例的間接融資，使企業負債易形成銀行業的不良資產，誘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故，供給側改革能否有序推進，核心在於能否對央地當前格局進行破局，完成對現有利益的梳理及重分，在靈魂深處動手術刀。
新技術儲備及且國內品質型產品市場需求空缺，為改革提供瞭創新和市場牽引動力。當前，國內工業門類齊全、內外技術代差基本抹平、基礎理論和研究投入已有長足進步、工程師數量世界前列，甚至在互聯網及信息技術方面，局部已有引領世界的能力。新技術及人才儲備已有基礎，且，在細分、品質型產品市場類別中，國內市場有較大的需求空缺，故為結構性改革提供瞭良好的市場契機。即，一方面通過供給側改革，提高企業行業集中度和產品溢價能力；一方面，通過各項政策，引導企業在產業價值鏈上的快速上移，填補國內市場空缺。
美國經濟的恢復和美元指數的持續上漲導致瞭其他貨幣的集體貶值和資本流出，形成正反饋，新興市場首當其沖。有數據顯示，從2014年6月開始的13個月裡，新興經濟體的資金流出總量達9400億美元。8月份全球市場動蕩，美聯儲加息預期的熱炒使全球投資者恐慌情緒發酵到達頂峰，新興市場國傢股市、債市、房地產市場等出現大規模回調，導致國內資產價格和金融市場陷入崩盤的風險。另一方面，為瞭對沖貨幣快速流出的影響，新興國傢匯率升值、加息等政策進一步抑制瞭經濟增長的壓力，EM國傢的在米德沖突中痛苦掙紮。
從內部發展階段來看，傳統的四大增長動力逐漸消退：三十年改革所能提供的制度動力進入瞭深水區；成本優勢被國內要素價格的快速升高而沖抵；全球化的紅利隨著危機後全球需求的萎靡也到瞭盡頭；低成本學習模仿、技術進步的優勢隨著“低垂果實”的摘盡，後發劣勢開始顯現。
■ 需求端刺激的失敗——凱恩斯小周期難解結構性大危機
首先，貨幣超發客觀上刺激瞭社會舉債投資的沖動，容易造成政府及企業部門債務杠桿攀升。實體部門資本收益率及償債能力的下降，會導致政府、企業部門及全社會的負債率持續上升，並陷入債務陷阱。短期內無力償還的政府債務，就會形成債務的代際傳遞，將債務留給子孫。
上溯九十年，從19年開始，中國人第一次請進瞭“德先生”和“賽先生”。這是中華民族近現代以來最深刻的文化反思和民族自省，這是中華民族最激烈的現代性改造。民主和科學，成為這個民族在接受外來文化沖擊之後的一場痛苦覺醒。時至今日，九十年過去，我們依然在完成民族性現代化改造的路上，對於科學進步的追求，對於民主共享的實現，也是當下突破發展困局最重要的動力之一。
貫穿三十年歷程的，是資源配置由國傢集中組織在邊際上不斷向各類微觀、中觀主體漸進式讓渡。放權讓利，在大幅激發生產性努力的過程中提高瞭要素使用效率，降低瞭社會整體交易成本；梯次推進，逐步增加市場交易在資源配置中的比重，利用時空轉換實現瞭經濟制度的平穩過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徹底擺脫“姓社姓資”的爭論；與之配套的法律規章、交易網絡、信用體系等市場基礎設施的構建與不斷完善，為全民參與經濟發展提供瞭一個保障體系，系統性的制度紅利就此迸發。
中國經濟大周期折點——傳統動力衰竭，中等收入陷阱
1.1.1 制度改革紅利
“四萬億”刺激後的中國，過剩的產能遠遠還未出清，錯配資源的“僵屍”企業依然還未倒下；而全社會的債務膨脹已經造成瞭流動性的陷阱，除瞭傢庭部門以外，從地方政府到金融機構再到實體企業，三張資產負債表全部陷入瞭債裡，泡在瞭水裡；低效部門的杠桿依然在持續增加；地產的價格頂在瞭歷史的高位；金融市場
3.2.1 裡根與撒切爾經濟學產生的背景與政策措施
債務泡沫提高瞭企業的財務成本，壓縮瞭擴大再生產空間，降低瞭資本支出意願。資產泡沫則扭曲瞭財富分配結構，降低瞭貨幣流動速度和金融運行效率，增大瞭經濟波動風險。
4、中國新供給實驗—與危機賽跑的制度再造
本次供給側的改革，在推進的過程中，必須在“新”、“舊”之間做到良好的切換與過渡、承接與轉換、此消與彼長。我們認為，在本輪新舊切換的過程中，有八組關系必須以審慎而又辯證的態度去掌握與把控。
當前的通縮周期，減輕瞭改革的痛苦指數。相比80年代，英美政府面臨的高達兩位數通脹與失業，當前國內經濟仍在通縮周期內，故為結構性改革提供瞭良好的時間窗口。即，通過貨幣政策的寬松，降低企業財務成本壓力的同時，為產能出清及債務重組減輕改革的痛苦指數。
其次，從當前世界經濟發展態勢來看，中國正處於一次全球性的技術、社會和制度三大周期疊加的折點。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速數據表明，上一輪技術創新帶來的產業分工效率已接近頂點；美國作為全球創新中心，在短期內也難以通過重大技術突破，引爆全球新的產業增長點；運行瞭將進50年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佈雷頓森林體系）正在逐步瓦解，新的機制並未建立，存量博弈下的碎片化區域合作反而成為主流；中國發軔於79年的制度變革紅利，在09年已經釋放殆盡；信息網絡的普及，使得共享成為圍觀經濟的基本運行狀態，現有制度難以與之形成良性互動。
1.3 中國經濟當下面臨的問題表象
1.3.3 成本需要降低，“造血”需要恢復
4.2.4 格局打破、利益重分
故，改革設計，即需要，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又需要戰略性與可實施性於一體的鬥爭藝術！
但，全球科技創新放緩、經濟發展停滯的現實，使所有國傢都陷入“低垂果實”匱乏的尷尬境地。全球性的貿易保護正成為各國民意壓力、就業保護的自然選擇。存量結構的博弈調整，全球范圍及社會內部“涓滴效應”的失靈與馬太效應的凸顯，國別范圍內財富結構失衡、貧富差距固化與代際傳承，使得全球治理體系和舊地緣格局的公正性與合法性遭到質疑。
債務處理：（1）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剝離國有銀行債務；（2）積極解決國內三角債問題。
有效供給（包括生產要素供給和制度供給）不足是中長期經濟發展停滯的根本原因。人類作為一個適應環境變化的種群，其需求是無限的，經濟發展離不開消費需求的動力推動；但沒有有效供給的持續擴張作為支撐與保障，所謂的消費需求無法得到有效滿足。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學，還是凱恩斯主義，都是強調需求而忽視瞭供給，沒有考慮供給端的技術與制度革命帶來的根本性變化。
再次，隨著國內外技術代差的基本抹平，各項要素成本的逐漸上升，學習和模仿的空間基本消失，“低垂的果實”基本摘光，支撐中國完成跨越式發展的全球化紅利業已基本終結。經過幾十年的學習和模仿，中國驀然發現自己已經走在瞭新興技術前沿，可供低成本學習和模仿的技術和知識已經寥寥無幾。而且，由於長期享用模仿和學習帶來的後發優勢，導致基礎理論和研究投入不足，人力資本積累不足及創新能力不夠強，短時間內無法引領新技術周期，後發優勢很可能轉化為後發劣勢，全要素生產率停滯不前，無法再帶來經濟的進一步增長。
制度調整：（1）擴大私人部門準入范圍；（2）推動住房、教育、醫療的市場化改革；（3）全力推進入關談判，2001年正式加入WTO。
人口的總量龐大與結構年輕優勢、以農業為主的就業結構（1978年70.5%的勞動力在農業部門），加上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使得中國在改革前半程的勞動力要素價格十分低廉。1978年城鎮傢庭可支配收入僅343.4元，農村傢庭人均純收入為133.6元；據日本企業傢石井次郎統計，1988年華南地區農民工工資僅為170元。
3.1 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學基本共識
3、供給側改革經驗與教訓—歷史不會重復邏輯總是相似
供給經濟學，誕生於19世紀初，代表人物有薩伊、羅伯特•孟德爾、阿瑟•拉弗、萬尼斯基、諾爾曼•圖爾和保羅•羅伯茨。薩伊定律、拉弗曲線和巴薩效應（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是供給學派的重要理論，拉弗因為提出著名的“拉弗曲線”並於80年代躋身裡根總統經濟顧問而知名。
4.2 改革的成本：不矯枉難以及正，不猛藥何以去疴
充裕的勞動力供應、超低的用地價格，對資本形成很強的吸引力，工業園區和產業集群紛紛出現。同時，在從非貨幣經濟（計劃經濟）向貨幣經濟轉軌過程中，貨幣和資本之間存在“導管效應”，即通過貨幣積累（高儲蓄）完成資本積累。
3.3 困境再來：中國上一輪危機改革的回顧與借鑒
制度是博弈的產物，是“為適應新的需求所進行的滯後調整”。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本質上是指國傢幹預主義與自由放任主義。盎格魯—撒克遜的新自由化思想引導歐美國傢走出瞭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也推動瞭全球化的發展。
地租是成本之母。要調成本，必須從超級地租下手；房產是資產之王，要調資產泡沫必須從房地產價格下手。而整個城鎮化的推動，需要房地產價格的回歸，代際壓力需要房地產價格的回歸，貧富差距需要房地產價格的回歸……
故，當前，所需調整規模過大（削減產能規模）、鏈條過長（各大產業），並已逐步形成對金融系統的拖累，對社會的影響造成的痛苦（失業與社會穩定）將是極其深刻而廣泛的。
從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到2009年年中的“復蘇反假象”，再到2010年下半年第一輪貨幣效應消散後全球經濟再次陷入漫長的沉淪期，至今全球宏觀調控指揮者們已經將“量化寬松”這一創新工具發揮到瞭極致，前所未有的天量貨幣投入市場，但是經濟增長依然疲弱，令人振奮的消息更多來自於引發危機的金融市場再創新高，曾經觸底的資產價格隨貨幣超發得到修復，除瞭心頭隱隱的不安，留給世界的是各國央行虛胖的資產負債表、瀕臨破產的政府財政。
1.2 中國經濟傳統動力下降的客觀原因
3.1 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學基本共識
美國前後四輪QE以損失美元國際信用為代價支撐瞭金融市場的復蘇、資產價格為核心的社會信用修復、低參與率的就業率反彈，卻無法實現再工業化的宏圖偉業。首先，為應對金融系統的瞬時坍塌的百年危機，美聯儲以直接購買有毒資產的形式為失去信用的金融體系註入流動性，以國傢信用為大到不能倒的巨頭們背書，以貨幣超發挽救瞭金融泡沫破滅的系統風險。其次，通過直接國債支撐財政部實施減免稅、消費補貼、加大福利支出等措施，帶動房地產、汽車行業的復蘇，以國傢債務的擴張促進瞭傢庭和企業資產負債表的修復。最後，過去七年間美聯儲資產負債務達到瞭危機前的5倍，政府債務上限不斷上調，達到瞭前所未有的18.1萬億，換來瞭金融市場指數記錄的不斷刷新、房地產價格重回危機前高位，支撐加息的信心來源於5%的失業率（需要面對的現實是，支撐失業率復蘇的是持續下滑的就業參與率）。金融泡沫的舊疾仍在，財政負債的新痛揮之不去，實體產業的復蘇遠遠走在路上，耶倫的加息之路滿是荊棘。
再次，在美國加息預期下，資本從新興市場國傢（EM）回流到發達國傢（DM）；為應對資本流出，巴西、俄羅斯、阿根廷、委內瑞拉等新興市場和資源型國傢普遍采取貨幣貶值的做法，造成國內通貨膨脹、需求收斂及貿易收縮；大宗商品在匯率和需求不足的影響下，價格持續下跌，形成瞭循環性通縮，即“剪羊毛式的通縮”。從而再次形成國內實體消費部門通脹居高不下，大宗商品及國內資產市場價格下跌，通縮不止的局面。
故，上升機遇的缺失與貧困化，使得青年群體面臨普遍的社會性焦慮。前輩與後人之間的代際矛盾與沖突因此形成、加劇，嚴重時甚至產生沖突。後危機時代，這一社會弊病問題是時代性、系統性和全球性的。
改革成效無法立竿見影，具有較長的時間滯後性。
1.2.2 國內經濟發展的成本系統性上升
危機的持續、經濟發展的停滯及政府的無解，促使全球性的貿易保護正被強化。民意的壓力、就業的保護、本國產品的擠出、市場份額的減少，都是各國政府所不能承受之重。危機成本的轉嫁與民粹主義的抬頭，使得各國政府在面對貿易保護時的轉圜空間更為狹小，態度更為強硬，更易激發各國的貿易沖突及局部地緣沖突。
危機後，由於全球需求見頂乃至收縮，擴大再生產的邊際收益趨向於零。隨著國內外技術代差的抹平，效率提升已至極限；國內劉易斯拐點之後，勞動力供給萎縮，工資持續上漲；環境污染嚴重，治污成本迅速上升；房地產價格泡沫形成的超級地租，造成成本中樞居高不下等需求、效率、環境、成本約束，業已成為後工業時代發展的新桎梏。
4.1 改革的清單：來自頂層設計的系統重構
上溯二十年，從89年至今，這是中國全面確立社會主義特色市場經濟體制，以雙軌制改革推動市場體系發育、形成市場分工效率，依靠統一市場機制獲取規模紅利的二十年。到今天，二十年市場化進程帶來的發展動力基本釋放完畢。
舊的產業現在依然是國民經濟的主要承擔，就業、稅收、國民資產沉淀、國際比較優勢、長期歷史積累、重大金融關聯等都是不得不考慮的約束和掣肘。但是，過度的拖延又會造成對新增長的擠出，加大要素的錯配、資源的扭曲，甚至，導致錯過改革的時間窗口。
1.3.4效率需要提升，模式需要轉變
隨著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上的攀升、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推進，全球化經濟貿易、治理體系格局大調整已拉開序幕。存量囚徒困境、民粹主義壓力及全球道義責任的缺失，促使地緣競爭中的主要玩傢將危機成本肆意轉嫁，使得全球化治理體系區域化、集團化和破碎化，本輪供給側改革面臨的國際挑戰還在加劇。
■ 序言
在2011年三季度CPI達到頂峰、開始下滑之後，2012年3月PPI開始進入下降通道；截止到2015年10月，PPI已經連續44個月下滑，工業企業銷售利潤率已經低於CPI與PPI之差，債務風險不斷積累。
本文為MFI戰略合作單位EBG公共研究專題報告，作者包括：EBG公共研究首席研究員一遵，獨立宏觀學者柯挺、劉曉峰，EBG院長王昭，平安銀行戰略部宏觀研究中心負責人趙建。本文是EBG公共研究院年度研究《中國供給側改革》系列報告首篇。後續報告分別是：《中國供給側改革（實施策略篇）——從部門關系到央地博弈》，《中國供給側改革（市場機遇篇）——從產業機會到資產配置》。
在新的困境面前，尋找國內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可比階段，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本輪改革的特點。本輪改革面臨的形勢，與上一輪危機改革（98-02年）有相似之處，也有根本性的不同；通過與上一輪危機改革的對比，本輪改革有著更大的必要性和不可權宜。
改革設計，既需要，對地方政府間利益進行協調，對所屬各地方國有資產重組及出清，勸其放棄對GDP的魂牽夢繞；又需要，讓地方政府高度警惕不懈怠，重視失業潮對社會穩定的沖擊，安撫失業同胞，降低其痛苦指數，舒緩社會整體張力。
首先，當經濟處於中長周期的系統性結構調整之時，其所面臨的根本問題是增長動力的轉換，即TFP（全要素增長率）的提高，而用於平抑短周期經濟自然波動的凱恩斯主義就全然失去瞭自身的效果。TFP的提高，創新是其根本來源，同時還涉及到制度改革、生產與消費模式的革新等諸多因素。
2.1 全球量寬刺激失效（貨幣泛濫遭遇流動陷阱：泡在水裡的資產、信用、債務、產能）
日本青年群體的“下流化”困境與“卡哇伊”文化：經濟長期的停滯，日本青年正面臨“下流化”(向下流動)的困境。日本流行的“卡哇伊”文化，正是青年群體“下流化”困境下，討好老人群體的象征。這種“下流化”其實也是當今世界的寫照，並非隻出現在日本。
最後，上升機遇的缺失與貧困化，使得青年群體面臨普遍的社會性焦慮。當這一焦慮，在面臨國傢、區域間的發展分化時；當這一焦慮，在面臨城鄉對立、貧富分化時；當這一焦慮，在面臨互聯網沖擊、心靈貧困加劇時，前輩與後人之間的代際矛盾與沖突便自然形成，嚴重時甚至產生沖突。
突尼斯“xx花革命”與青年群體內心絕望的呼聲：2010年12月17日，青年大學研究生畢業的小販，在遭到警察的粗暴對待後，自焚抗議，最終不治身亡。突尼斯人對長期失業、物價高漲與政府腐敗的不滿，在感同身受的同情心刺激下，引發瞭最終蔓延到全國范圍內的社會騷亂與沖突。
2.3.3發展停滯所導致的貧富固化將引發全球民粹化的傾向
在資本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發展水平國傢間的資本稀缺性差異，使資本在產出及全球產業鏈利益分配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造成30年來全球國傢間的貧富差距在擴大，全球化的馬太效應日益顯現。“中等收入陷阱”成為越來越多後發國傢發展路徑上的桎梏，僅有極少數國傢得以跨越。
科技創新的放緩、經濟發展的停滯，使全球國傢都面臨“低垂果實”匱乏的現狀；危機後全球資本流向快速切換，實際造成瞭新興國傢消費通脹、資產通縮的困境，形成瞭財富層面的“剪羊毛效應”，進一步固化並擴大新興市場與發達國傢間的貧富差距。
中國經濟的增長邁入瞭泥潭，供給側的改革登上瞭舞臺。此次中國經濟的下滑已經不再是周期性的波動，而是一場結構性的危機。
首先，“涓滴效應”失靈，依靠金融資產及房地產資產的財富累積速度，遠超工資所得；危機後的上升機遇匱乏與資產的貨幣化效應，造成社會財富結構失衡、貧富差距固化與代際傳承，使得社會及當前治理體制的公正性與合法性受到質疑。危機的沖擊，中產傢庭高比例返貧，使原本已在積累的社會結構性矛盾被驟然放大。
其次，政府們普遍所采取的“削減福利、整固財政”等系列應對措施，造成經濟下滑，社會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眾生活艱難。對現狀的不滿，及危機下制度效用的收斂、政府笨拙的應對，導致全球范圍內民粹主義思潮的抬頭。希臘極右黨派的上臺、阿拉伯世界的xx花革命、香港占中等極端事件、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等均是民眾對危機應對的不滿及民粹抬頭的過激反應。民粹主義的抬頭，造成社會共識的斷裂，加大瞭結構調整的難度。
占領華爾街與美國民眾的抗議：2011年9月17日起，出於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社會不公正及對金融機構的不滿，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國紐約曼哈頓，試圖占領華爾街。此後，“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升級，並逐漸成為席卷全美的群眾性社會運動。
2.3.4危機持續會強化貿易保護與排斥甚至導致局部地緣沖突
2.3 後量寬時代的展望（全球復蘇無望經濟L大底：危機還在深化動蕩依然持續）
09年中央政府“四萬億”，加上地方政府的配套資金，對沖瞭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巨大沖擊，在短期內將國內經濟重新拉入到較高的增速軌道，同時也造成瞭諸多問題。產能過剩程度進一步提高，全社會杠桿率迅速攀升，以地產、大宗商品和農產品為代表的資產價格泡沫高企。
經過幾十年的學習和模仿，中國驀然發現自己已經走在瞭新興技術前沿，可供低成本學習和模仿的技術和知識已經寥寥無幾。社會學習曲線已經老化，在既定的學習和模仿空間內，已經無法再帶來生產效率的進一步提高。而且，由於長期享用模仿和學習帶來的後發優勢，導致基礎理論和研究投入不足，人力資本積累不足及創新能力不夠強，短時間內無法引領新技術周期，後發優勢很可能轉化為後發劣勢，全要素生產率停滯不前，無法再帶來經濟的進一步增長。
歐美對俄羅斯的貿易制裁：自2014年3月以來，歐美等國對俄羅斯的金融、國防及能源行業進行全面制裁。諸如：禁止大型俄羅斯國有銀行在歐盟國傢發放股票或者債券；禁止向俄羅斯出口關鍵的深海鉆井，北冰洋石油勘探，以及頁巖石油鉆井設備；並禁止向俄羅斯出口可轉化為軍事用途的高科技設備。造成俄羅斯外資出逃、股市暴跌、盧佈匯率大幅貶值、國內通貨膨脹高企、經濟陷入萎縮。
從微觀機制來說，利潤是驅動企業開工和擴大生產的根本動力。然而，高企的勞動力成本、財務成本、土地成本和管理費用等，在原本就已經下滑的營業收入中繼續壓縮利潤，從而降低瞭企業擴大生產和資本支出的內生動力。如果成本尤其是非生產費用繼續上升，微觀主體的活力會進一步下降，入不敷出的企業會越來越多，很可能引發企業倒閉潮和失業潮。
僅就全球當前治理體系而言，改革開放30年，中國“搭便車”的行為，加速瞭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體系的失衡；中美兩國也面臨國內社會、經濟結構性失衡的局面，治國理念及范式亟待調整和重構。當此，全球化體系治理、中美治國范式大調整的前夜，全球治理權的競爭會更加劇烈。
以全球化及美國為核心的全球政治治理、貿易、金融體系難以維系。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並以此制定相應發展路徑的中國、英國乃至歐盟一體化戰略，也面臨路徑失效的困境；與此同時，全球貿易體系中阿拉伯與俄羅斯的資源型發展路徑，也隨之失效。
隨著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推進，全球化經濟貿易、治理體系向區域化、集團化轉型已拉開序幕。存量調整下的囚徒困境、民粹主義對政府措施的束縛及道義責任的缺失，使得全球化治理體系發展路徑需要重塑尤為困難，區域化集團化的驅使下，黑天鵝事件的出現，甚至會導致全球體系的破碎化。
多哈回合談判（DDA）的失敗與WTO日益邊緣化：2014年7月29日，歷時七年之久多哈回合最終失敗。多哈回合談判是WTO成立以來的第一輪多邊貿易談判，是迄今參加方最多、議題最廣的一輪談判，涉及農業、制造業、服務業、貿易規則、知識產權、發展、貿易與環境、貿易便利化等眾多議題，涵蓋95%以上的全球貿易。多哈回合談判的失敗意味著WTO的信譽及合法性遭到重創，代表瞭這個時代中政治短見的絕佳案例。WTO將日益的邊緣化，區域性和雙邊特惠貿易協定將逐漸成為主流。
區域性與雙邊性的貿易協議：TPP、TTIP、TISA、FTAAP、RCEP為代表的重新劃分市場范圍和邊界的高水平貿易協議日益成為全球貿易體系中的主流。依托對中國經濟最重要增長部分的規則標準重新設定的戰略路徑，美國借以削弱“中國模式”的競爭優勢，縮小中國經濟分工向上的國際空間。如通過碳排放、知識產權協定、基於福利成本的全球勞動協議等進一步限制中國在環境、勞動力等方面的成本優勢；如通過頁巖氣/頁巖油產業、互聯網小型智造等提升美國工業體系的競爭力，推進再工業化。
■ 供給側改革的經驗與教訓—歷史不會重復邏輯總是相似
供給充裕且成本極低的勞動力、傾向性的土地使用，由此吸引瞭更多的國內外資本，加上較為豐富的資源存量和完整的工業門類體系，實現瞭生產效率的快速提升。
4.3 改革的風險：可能影響改革推進的六大問題
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拉弗曲線”描繪瞭政府的稅收收入與稅率之間的關系。其基本含義是，稅收並不是隨著稅率的增高在增高，當稅率高過一定點後，稅收的總額不僅不會增加，反而還會下降。決定稅收的因素，不僅要看稅率的高低，也要看征稅的基礎即經濟主體收入的大小。過高的稅率會削弱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積極性，當稅收達到100%時，企業隻有微利甚至無利，就會造成無人願意投資和工作，政府稅收也將降為零。
供給經濟學的要義是如何讓供給變得有效，其精神實質是“小政府，大市場”、自由競爭和企業傢精神。在解決過剩產能方面，主要是通過產能減量和結構調整，恢復企業盈利能力，實現轉型再平衡；同時，通過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種稅費、融資成本、社會保障成本等），激發企業創新能力，改變供給結構與提升供給質量並重，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社會提供更多地有效供給。
北京—1978年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經濟制度改革的大幕就此拉開。在建國三十年形成的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中國走上瞭梯次推進、增量轉軌直至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漸進式改革之路。
凱恩斯主義在日本教訓多於經驗，德國在廣場協議之後的做法值得借鑒。在面對20世紀60、70年代大規模順差和升值壓力時，日本本應主動進行政策調整，但由於日本“社會心態膨脹，對日本經濟過於自信，尤其是國傢領導人的心理膨脹，政策決策者們開始變得傲慢，聽不進外面的意見，本該主動從自己的角度早做政策調整，但調整的嚴重延遲，最終導致日本當時無力應付國內市場運行和國際政治的雙重壓力，最終做出瞭被動性調整。而那之後，我們其他的經濟政策調整(如緊縮貨幣政策)，實際上仍然是一個個地被耽誤”（日本中央銀行前副行長緒方四十郎）。德國在廣場協議之後，馬克升值瞭36%，但德國並沒有開展大規模刺激政策，理由是“對於解決失業問題，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短期內奏效，但是無法在長期中根本性地解決問題”（時任聯邦德國經濟發展專傢委員會主席的施奈德教授的解釋）。
3.2 三十五年前，供給側改革的國際經驗
誕生於1980年代的裡根經濟學、撒切爾經濟學，是國際公認的供給側改革經典案例。
■ 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危險折點
英國撒切爾經濟學的背景：1973-1980年間，英國經濟面臨著GDP增速下降和通脹居高不下的雙重壓力。1975年通脹高達24%，同期GDP負增長；1980年，通脹超過17%，同期GDP負增長。當時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1）降低企業及個人所得稅；（2）貨幣政策收緊，控制通脹；（3）廢除物價管制，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幹預；（4）加快市場化改革，推動國有企業產能出清。
截止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充分利用國內勞動力和地價低廉優勢的加工貿易、以國內自然資源為基礎的一般貿易持續保持快速增長。
在資源配置方式、微觀主體活力方面，調整政府與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比重、激活微觀主體的能動性、提升經濟體系的有效產出效率是裡根和撒切爾經濟學的關鍵措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要素價格成為市場參與主體的指揮棒，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降低企業與個人所得稅，提高二者在產出分配中的比重，客觀上起到瞭增加私人部門的投入積極性；上述兩個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經濟體系的產出效率與水平得到有效提升，最終得到瞭較為令人滿意的政策效果。
在政治生態、社會治理與宏觀調控上，政治傢堅定推進改革的定力、擁有能夠有效對沖國內質疑反對力量的權威，是裡根和撒切爾供給側改革能夠成功推行的重要保障。1981年裡根采取的經濟政策，使重病纏身的美國經濟遭到一記重拳，來自國會反對黨、媒體和公眾的反對、質疑和嘲笑不絕於耳，撒切爾也不例外。面對市場的糟糕表現和反對者的呼聲，裡根和撒切爾展現出瞭傑出政治傢的出色定力，根除積弊的決心並未動搖，堅定推行既定的改革。最終幾乎出乎所有人的預料，自1983年年初，美國經濟開始瞭戲劇性的經濟復蘇；在撒切爾夫人執政的10年間，英國經濟年均增長2.5%，雖然低於德法等歐洲國傢，但遠高於動蕩的上世紀70年代。
3.3 困境再來：中國上一輪危機改革的回顧與借鑒
內容來自qq新聞
3.3.1 98-02結構性改革的背景與政策措施
1992-1993 年，中國信貸及固定資產投資大幅擴張。93年伊始，國內PPI及CPI快速上揚。93年國內PPI 高達 24% ，94年四季度，國內CPI 高達 27%。為抑制突如其來的高通脹，國內采取瞭嚴厲的貨幣緊縮政策。93-95年間，存款利率連續3年位於10.98%的高位。貨幣擴張速度迅速放緩，通脹水平回落，也促使PPI由高通脹轉為通縮。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國承受瞭巨大的壓力，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實際匯率大幅升值20%以上行，出口金額在2000-2001年間連續兩年大幅度下滑。
的風險和泡沫依然沒有解除；物價已經走到瞭通縮的邊緣，工業品出廠價格連續深跌瞭43個月，仍然沒有看到真正的底部；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收入還好，就業還好。
1.2.3 後發優勢衰減後發劣勢顯現
供給側：（1）國有經濟主動從中小企業層面退出，放開搞活、抓大放小；（2）關閉和重組國有困難企業，積極推動國有部門減員增效，推動國有資源要素重新配置；（3）啟動城市化進程，加快房地產行業的發展。
2.2.5結構性問題四：全球格局及制度的僵化與新的社會進程
需求端：（1）貨幣政策寬松，97-03年間基準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分別累計下調675個基點、700個基點；（2）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3）擴大財政赤字規模，大量發行國債。
2.3 後量寬時代的展望（全球復蘇無望經濟L大底：危機還在深化動蕩依然持續）
就業與保障：（1）構建安置下崗員工的社會安全網，成立再就業中心等機構，解決下崗職工再就業難題；（2）建立新的社會保障制度。
3.3.2 98-02結構性改革的經驗借鑒
以國有部門關閉重組與減員增效、管制放松與擴大私有部門準入以及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為核心的供給端改革，顯著提升瞭經濟增長的潛力。98-02期間，國有企業數量下降約4萬傢，員工數量下降超過三千萬，制造業的落後和過剩產能得到有效淘汰；私人部門準入范圍的擴大，引入瞭更多市場競爭者，極大提高瞭企業部門和經濟整體的運行效率，同時還吸納瞭國有企業改革帶來的大量下崗員工；城鎮住房改革為城市地產商品創造瞭市場，帶來瞭投資和消費需求的持續繁榮。
以“兩個確保”為基礎，輔以鼓勵下崗職工樹立信心再就業、加大社會治安治理力度等一系列舉措，降低瞭社會痛苦指數、舒緩瞭社會整體張力，保障瞭98-02年結構性改革期間的社會穩定，為改革的順利推進創造瞭較好的社會環境。1998年5月，針對大量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以及部分職工和離退休人員的基本醫療需求、一些城鎮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等社會問題，中央召開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會議，要求全黨動手、動員全社會力量，確保國有企業下崗員工基本生活，確保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此後幾年，國務院又針對工作落實中的新情況，相繼召開會議，出臺有關文件，對兩個確保工作不斷做出新的部署。與此同時，加大宣傳力度（公益歌曲《從頭再來》就是在1998年推出的）、出臺系列優惠政策，鼓勵下崗職工樹立信心再就業，加上強化社會治安治理，多措並舉，為改革順利推進營造瞭較為穩定的社會環境。
加入WTO帶來的外部巨大的增量市場、住房制度改革創造的城市地產市場的雙重牽引，是引領98-02年結構性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動力。01年加入WTO之後，國內的要素低成本優勢迅速轉化為國際比較優勢，出口成為拉動經濟快速增長的火車頭；在迅速積累的財富支撐下，在以住房制度改革為核心的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作為經濟增長中繼器的房地產業，以其強大的關聯帶動效應成長為國內支柱產業。在兩大市場的接力牽引下，1998-2002年結構性改革以及79年開啟的經濟制度變革帶來的增長潛力得到瞭全面釋放，經濟增長進入快車道、總量快速擴張，外匯儲備大幅增加，順利走出瞭連續四年的通縮困境。加入WTO所獲取的全球化市場紅利，與土地紅利為核心的超級地租形成大循環，公共財政收入連續快速增長。
3.4 毫厘之差謬千裡：本輪供給側改革面臨的形勢分析
3.4.1本輪供給側改革與之前形勢的差別
全球化再造紅利的歷史終結。相比80年代美英改革，抑或98-2002年的中國，當年全球化尚在路上、國際市場的開發並未結束，全球化紅利與國際分工為改革提供瞭擺脫危機的機會。而今，國際分工產能轉移與全球化紅利已宣告終結，無法再給予改革額外的外部助推，面臨的困難更大。
房地產業中期見頂，紅利缺失。發軔於98年的改革，通過住房市場化，成功促進瞭房地產業的發展，形成瞭超級地租。不僅啟動瞭國內的一個支柱產業，同時政府利用的土地經濟紅利分享機制以及稅收回旋機制，將中國加入WTO所獲取的全球市場紅利，全部予以回收。現今，政府市場直接的財政循環機制——房地產業，也面臨中期需求的見頂。動經濟增長引擎的缺失，使本輪供給側改革更為艱難。
高福利與高債務抑制有效需求。相比美英和國內98-02的結構性改革，當前的世界已進入更加老齡化的社會，全球主要經濟體65歲以上老人比例快速上升。與此同時，過去30年，發達經濟體高福利體系在高負債壓力下，難以維系。“老齡化成本”與債務壓力，迫使政府采取提高退休年齡、降低福利支出等措施，應對財政壓力，但，卻造成需求的抑制與有效市場的萎縮。從而增加瞭本輪供給側改革的外部壓力。
長期泡沫扭曲理性預期。危機以來，在數輪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及流動性驅動下，超低的利率水平為投機炒作提供瞭較低的成本，全球資產價格以驚人的幅度上升。推動金融資產價格大幅偏離經濟、需求、盈利復蘇的進展，形成長期的泡沫趨勢。理性市場的扭曲，刺激瞭資本進一步原理羸弱的實體產業，造成瞭資產市場價格的龐氏泡沫與實體部門通縮的並行局面，使得貨幣及財政政策難以有效傳導，並提升瞭經濟的風險。
全球“金融一體化”深度和信息傳遞的速度，易形成風險的傳導與共振。當前隨著貿易、經濟、金融資本的全球化，全球的“金融一體化”基本完成。不同發展水平國傢間的資本稀缺性差異，使資本在產出及全球產業鏈利益分配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互聯網、信息技術同步性和一致性的信息傳播和風險共振，瞬時完成瞭全球恐慌及貪婪情緒的傳播，加快瞭對資本流速及流向切換的周期，從而導致風險在全球范圍內傳導與共振。互聯網、信息技術的普及，使得本輪供給側改革面臨更多新的挑戰。
2.2 需求刺激失效的原因（凱恩斯依賴引發經濟學危機：是結構性問題不是周期性調整）
3.4.2本輪供給側改革相比之前的優勢
3.2 三十五年前，供給側改革的國際經驗
上溯三甲子，從1840年始，“中央大國”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敲開瞭大門，自此中國以一個悲劇的角色登上瞭國際舞臺。回望數百年歷史，我們錯失瞭航海時代，我們錯過瞭工業革命，我們遠離瞭國際舞臺，我們延緩瞭市場經濟，我們滯後瞭全球分工，至今我們還在追趕的路上——拓展海洋戰略、中國制造2025、參與全球治理、加強市場配置、加快自主創新，這些當下最熱門的名詞都是對過去三甲子落後時光的回望。
供給側改革，站在歷史折點，與危機賽跑的制度創新序幕！
國際治理權競爭，為中國打開瞭向上的國際空間。全球當前治理體系，已無法適應當前的形勢需求，亟需制度性重構。隨著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推進，全球化新經濟貿易、治理體系競爭的序幕已然拉開。一路一帶、人民幣國際化、SDR等戰略措施的實施，表明中國全球治理話語權的提升，同時，也為國內產業提升國際份額構建戰略依托。
貨幣超發激發下的舉債投資沖動，在全球有效需求萎縮、產能過剩及實體部門資本收益率下降的趨勢下，會導致政府及企業部門陷入債務陷阱，並形成債務的代際傳遞。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瞭本輪改革的總體目標和領域部署。
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傢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改革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改革領域包括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以及黨的建設制度。
十八屆五中全會細化瞭三中全會的目標和部署，審議通過瞭《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3.4 毫厘之差謬千裡：本輪供給側改革面臨的形勢分析
4.2 改革的成本：不矯枉難以及正，不猛藥何以去疴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在全球金融危機繼續深化、量化寬松無以復加與國內產能過剩嚴重、社會杠桿率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本輪供給側改革面臨著復雜的國內外環境。認清改革需要支付的成本，是改革順利推進的前提條件。
4.2.1 調整加劇、痛苦加深
通縮背景下，過剩產能與債務之間的轉換，造成瞭貨幣政策的失靈；借助市場機制和政府支持，進行結構特性改革，出清產能、提高企業行業集中度、解決企業盈利難題，是問題的核心。
當下，這是一個大歷史的折點，這是在一場全球危機中的博弈。這是中國不可權宜的再一次制度重構。
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一旦遭遇到需求端的快速收縮，因高經營杠桿的存在無法及時調整，會在整個產業鏈條上引發產能過剩。據數據統計，我國螺紋鋼、水泥的產能利用率僅為60%。且，帶有公共產權剛性約束的國有企業，在面臨減少產出、收縮規模、破產清算、兼並重組等市場出清行為時，會遭遇較大的政治和社會性阻力。因此，從中國當前的情況來看，市場化出清產能是存在邊界的，大型國有企業的產能出清面臨較大的困難。
裡根的改革，始於1980年，但，其對經濟推動的效果在1983年方才顯現。時間滯後長達3年。
98-2002年經濟困境與本輪改革背景的原因較為相似。皆由信貸及固定資產投資的無序擴張，引發的投資回報率持續下降及長時間去杠桿過程；及97年亞洲金融危機（07年金融危機），帶來的外部需求環境的動蕩及人民幣匯率不貶值的承諾，加劇瞭國內經濟的惡化。
在各地政府的招商引資競爭中，低廉的工業用地價格成為必不可少的要件之一，尤其是改革初期，甚至是零地價和負地價。中國城市地價動態監測系統調查結果顯示，2005 年我國工業用地價格平均為492元/平米，同期商業用地平均2062元/平米，前者僅為後者的1/4。
故，解決過剩產能所帶來的信用擴張、債務積累，清理社會不良信用、產能債務重組及破產等問題，從歷史經驗上看，成效時滯較長、周期顯現較慢，需保持足夠定力。
1.1.2 要素成本優勢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是，自由競爭向壟斷競爭過渡的階段。通過過剩產能的出清，推動行業企業間的兼並重組，形成實質性的行業卡特爾聯盟，提高其對行業產品價格及資本回報率的影響力，引導資金回歸實體；並借機搶占全球市場份額，形成跨國企業集團，反哺國內，夯實資產泡沫。
效率的提升，行業冠軍的誕生，勢必帶來原有產業就業崗位的減少、失業率的上升。社會失業率上升、民眾生活艱難。對現狀的不滿、民粹主義的抬頭及危機下制度效用的收斂，易造成社會共識的斷裂，加大結構調整的難度。政府的措施與應對，需更加強有力且謹慎。
非常之時，需非常手段。“權威的確立先於對權威的限制。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當此危機之下，民粹主義屢屢抬頭、社會共識難以形成、改革成本無法轉嫁、惰政情緒容易彌散、措施推動難度持續增加，故，非常之時，需非常手段；強力手段，威權推動，由此產生的集權組織與形態，或不可避免。
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基礎貨幣的規模超發，引發瞭全球流動性的泛濫，帶動大宗商品市場的價格狂飆，導致中東資源型國傢以及EM商品進口國傢的輸入性通脹；另一方面，美元、歐元與日元長期維持在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水平，導致貨幣大規模向EM國傢的流入，引發EM國傢金融市場與資產價格的暴漲，進一步推高瞭國內的通脹水平。
過剩產能出清、推動債務重組的核心在於：打破“地方諸侯經濟”，清理相關裙帶資本，重樹市場機制。
首先，產能出清的主要目的和方向是，組建國內跨國企業集團，以資本輸出及產能輸出方式占取全球市場份額、獲取超額資本收益。現今，過剩產能所在的產業高比例集中於於“四萬億”之後的地方投資，且，正成為部分地方主要的就業、稅收及GDP增量來源。是故，由誰牽頭重組、彼此利益如何協調，是本輪供給側改革面臨的首要難題之一；若解決不好，或將面臨地方政府及其權益的抵制，錯過最佳時間窗口。
其次，債務重組的主要目的和方向是，提高債務透明度，量化債務指標，完善償債主體，制定相關法規、以形成法律規定與市場約束的雙重機制來控制債務總量和債券市場的有序。核心要義則是，構建地方債務形成剛性市場約束機制。建立“債務總額/GDP”、“債務總額/一般預算收入”的剛性量化指標，透明化地方債務規模，並定期公佈；通過資產證券化、“售後返租”、公私合營（PPP）等方式來化解債務風險。
日本寬松20年隻求走出通縮，但數輪QE的數據顯示，貨幣寬松帶動瞭股市的上漲並未引導實體經濟走向新增長。與歐美不同的是，在此輪經濟危機之前，日本經濟已經在對抗衰退的路上走瞭十年，08年經濟危機進一步加重瞭這一趨勢。首先，2008年危機來襲後，日本重啟新一輪QE計劃（上一輪QE始於2001年3月於2006年初結束）並於2010年末加速，安倍2012年12月第二次當政，隨後公佈量化寬松，並實行前所未有的債務政策來刺激市場發展，以及赤字貨幣化的政策，日本央行向金融系統註入瞭數千億美元的額外資金，同時擴大瞭股票及房地產基金的購買規模，日經指數創下18年來新高。其次，在超發貨幣的對沖下，日元進入快速貶值通道，旨在帶動出口的復蘇，但是從實際的效果來看，日本貿易逆差在2014年創下歷史新高，今年以來，由於原油價格的大幅下調，貿易逆差有所減少，但也說明日本在白色傢電、汽車等出口傳統優勢行業的競爭力已經大幅下降，單純依靠貨幣刺激難以推動出口的持續增長。最後，作為日本QE政策的核心指標CPI走勢來看，QE以來日本的通脹率並快速上升，反而由於消費稅的上調有所下降，日本高達230%的政府債務主要依靠國內儲蓄的支撐，面對人口老齡化的日益加重、停滯的工資水平，日本國內支出能力的有效提升顯然無法通過單純的貨幣超發來解決。
4.3 改革的風險：可能影響改革推進的六大問題
4.3.1 市場出清問題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種稅費、融資成本、社會保障成本等，從而增強企業創新能力、提高供給質量與效率、改善供給結構，最終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當前，在通縮背景下，借助市場機制和政府支持，進行結構特性改革，出清產能、提高冠軍企業的市場份額，扭轉PPI指數連續43個月下降趨勢，解決企業盈利難題，是問題的核心。
故，產能出清將面臨，由誰牽頭重組、地方就業平衡、財稅利益如何協調的問題。鋼鐵、有色、化工、能源、煤炭等位於不同地方行政區域內的過剩產能，某些企業甚至為當地主要的就業崗位提供者。是故，如何平衡產能出清、債務重組過程中，各個地方主體的財稅利益協調、就業平衡問題、管理團隊協調及重組後企業內部股權比例及組成問題。避免“拉郎配式”的非市場化重組，及效率無法提升的問題。
4.3.2失業保障問題
供給側改革推動後，帶來效率的提升與行業冠軍的誕生，同時勢必帶來原有產業就業崗位的減少、失業率的上升。
1、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危險折點
同樣，98-02期間，政府進行結構性改革，推動國有部門關閉重組與減員增效、管制放松與擴大私有部門準入，顯著提升瞭經濟增長的潛力。但，國有企業數量下降約4萬傢，員工數量下降超過三千萬。
故，針對失業員工的社會兜底問題，需加強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實行社保賬戶全國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城鎮職工養老和醫療保險制度；建設安置職工下崗的社會安全網，成立諸如再就業中心等機構，解決失業員工的生活保障難題；加大社會治安治理力度等舉措，降低社會痛苦指數、舒緩社會整體張力。
同時，建議去除國內阻礙勞動力遷移的制度壁壘，大力發展國內服務業，創造新就業崗位，為底層民眾構建兜底就業網絡。
4.3.3改革節奏問題
危機後，為對沖危機美歐中日等國所寬松超發的天量貨幣及流動性，無法實質性消滅。僅由於，當前的過剩產能及歐美國傢的再工業化政策，加劇瞭全球范圍內的產能過剩，並形成瞭實體經濟的通縮；且寬松流動性，進入全球金融市場及房地產市場。
而貨幣無法被危機消滅，爆發通脹的誘因仍在。當產能過剩被政府、市場及危機主動或被動清理後，若一旦出現嚴重自然災害或其他“黑天鵝”事件，或因過於投機的資產泡沫破裂，則將導致寬松的貨幣湧入實體。天量貨幣，在短缺背景下湧入消費產品領域，勢必會重演一輪2010年曾有過的“蒜你狠”、“豆你玩”、“薑你軍”、“糖高宗”等資金驅動下的商品炒作狂潮。屆時，一輪類似於2010年的通脹將重新出現。
本組報告氣勢恢宏，全景式的展示瞭中國當前“供給側改革”的宏觀邏輯。由於篇幅太長，分為上下篇一並刊發，敬請查閱。結構主義的MFI與新古典的EBG就“供給側改革”進行瞭深入的探討及爭論，鞭策著雙方精進。本組報告不代表MFI立場，但我們為此碩果感到由衷的高興。
4.3.4 防止供給側改革的“過度管理”傾向
基於低成本的模仿與學習的後發優勢，快速推動瞭國內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支撐瞭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通過市場換技術和松弛的知識產權保護約束，降低瞭基礎研究和技術試錯成本，激發微觀主體內生的“幹中學”能量，充分發揮瞭大型新興經濟體的後發學習優勢和技術溢出效應。
現今，過剩產能的重災區，高比例集中於“四萬億”之後的地方投資行業產能，且以重、化工產業為主。由於，產能出清及債務重組，一方面，會影響部分地方政府就業、稅收及GDP業績；另一方面，則對地方國企及平臺企業的資產及債務進行梳理，對其進行剛性約束和透明化。由於直接影響地方政府當前和未來的利益，需避免政府的“過度管理”和以親疏遠近的選擇傾向。
故，供給側改革需以市場機制為主導、以效率優先為考量、以企業競爭力為參考，避免政府權力過度影響。
鑒於，國內經濟，既面臨，產能出清、債務重組的緊迫形勢；又面臨，國內品質型產品市場需求旺盛、產能空缺、消費外流的市場機會。既面臨，在舊產能中，推動兼並重組，形成實質性的行業卡特爾聯盟，提高企業對行業產品價格及資本回報率的影響力，並借機搶占全球市場份額，反哺國內，形成舊復蘇；又面臨，在新增長中，依托互聯網、信息等技術儲備及國內品質型產品市場需求空缺，為企業發展指引，引導企業在產業價值鏈上的快速上移，利用良好的市場契機，填補國內市場空缺，打造新增長。
由於，舊產能與新市場、舊復蘇與新增長之間，政府各部門利益側重點各不相同，需要政府分別對待。故，需加強政府各部門間的政策協調性，保持改革政策的穩定性和持續性。避免出現，《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43號文）、《清理規范稅收優惠政策的通知》（62號文件）等類似政策，對原有國內經濟運行機制的幹擾；又因為地方政府的強力反彈及可實施性有待商榷，結果《關於妥善解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在建項目後續融資問題意見的通知》（40號文）否定瞭43號文，《關於稅收等優惠政策相關事項的通知》（25號文）否定瞭62文。避免再次出現類似左手打右臉、翻來覆去調整折騰的政策，影響正常機制的運行，影響改革政策的有效性、權威性、穩定性與持續性。
4.3.6改革設計的戰略性和實施性
首先，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外部需求塌縮，迫使中國擴大財政投資以對沖出口下滑。然而，由4萬億投資引發的新一輪投資熱潮，在短期內大幅提高GDP增長率的同時，積累瞭大量的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債務。經審計署統計，2014年地方債務已經達到23萬億，工業企業財務成本支出已經超過1.3萬億，2015年8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已經超過57%，在經濟下滑、經營收入下降的情況下，中國經濟隨時面臨著“明斯基時刻”的考驗。其次，貨幣超發引發的房地產泡沫及資本市場動蕩，扭曲瞭財富分配結構，並將大量資金鎖封鎖在房地產等資產市場，降低瞭貨幣流通的活性及投融資效率，並在很大程度上通過金融加速器機制造成經濟的大幅波動。可以說，債務和金融泡沫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過程中存在巨大潛在風險的“定時炸彈”。
鑒於，
改革設計，既需要，在央地當前格局上進行破局，對現有利益進行梳理及重分，在靈魂深處動手術刀；又需要，以市場機制為核心，清理相關裙帶資本，避免權力的過度幹擾。
2.2.3結構性問題二：後工業化時代的約束與新技術突破的等待
中國的發展，進入瞭系統性的結構調整時間。這一次的困局，不僅僅是發軔於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是一次大歷史的折點。
最後，中國09年以來面臨的中長期經濟增長乏力困境，是一個長周期的系統性結構問題，凱恩斯政策看起來顯得束手無策。
4.4 改革的辯證：容易導致改革跑偏的八組關系
系統性改革與結構性轉型是一項風險極高的社會整體工程，改革所要付出的成本與沖擊，往往會成為改革者最大的困境；而改革所需要的時間成本，也常常使改革的成果尚未顯現之時，改革者本身成為改革的祭品。以史為鑒，從秦至明，商鞅、王安石、張居正不一而述。
2.2.1凱恩斯政策無法解決長周期的系統性結構問題
發達國傢老齡化程度日盛：2014年，穆迪發佈報告，預計至2020年，德國、芬蘭、希臘、意大利、日本、法國等全球13個國傢將成為“超高齡”國，即20%以上的人口超過65歲；至2030年，“超高齡”國傢數量將升至34個。史無前例的人口老齡化將對全球未來二十年經濟增長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報告指出，自2014年到2019年，老齡化將造成相應國傢的GDP下滑0.4%，2020年到2025年下滑0.9%。而1990-2005年間，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2.9%。
其次，為對沖危機，美歐中日等國所寬松超發的天量貨幣，在全球一致的貨幣超發和寬松流動性支撐下，全球資產價格脫離真實經濟的基本面，形成資產性的非典型通脹。超發的貨幣向新興市場和資源型國傢溢出的過程中，催生瞭後者的泡沫型消費和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暴漲。2010年後，中國國內通脹來勢迅猛，便是在資本快速流入引發的貨幣通脹及大宗商品所帶來的輸入性通脹等兩股力量作用下的結果。
4.4.2 新成本與舊地租之間的關系
本輪的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必然會涉及到國民經濟中重大成本結構的調整。上一輪經濟發展，房地產投資對增長的拉動，功不可沒。實質上背後隱藏的是，中國可貿易部門的競爭優勢，以價格的方式向不可貿易部門轉移。房地產價格的上漲，背後是政府收入中土地財政的收益快速增長，國民財富中房產資產的價格快速上漲，三駕馬車中投資拉動的動力快速增長，產業結構中建設相關的基礎工業快速擴張。
新千年之後，世界進入一個更加老齡化的全球社會。伴隨著世界主要經濟體65歲以上老人比例快速上升，一方面，養老、社會保障及醫療衛生等“老齡化成本”支出占政府財政比例日益攀升，使政府在創新投入及青年群體扶持上捉襟見肘；一方面，老年群體需求的減弱，及“削減福利、緊固財政”等提高退休年齡、降低福利支出對財政壓力的措施，進一步造成全球有效市場的萎縮。
下一輪中國經濟的發展，必須要從創新、創意、效率入手；科技研發的投入，創新失敗的支出，都必須要貼現在新的價格和成本基礎上——知識產權的價值。
■ 目錄
而知識產權的成本，對於依然還享受“學習模仿紅利”的中國產業來說，是一次嚴峻的挑戰，過快的抬高成本、過為苛刻的知識產權保護，可能會在局部降低相關產業的轉型與升級速度。
新成本與舊地租之間的切換，需要極好的節奏拿捏。
4.4.3 新動力與舊激勵之間的關系
新的動力，應該是來自於市場；來自於“企業傢精神”；來自於市場主體的創造與發揮；來自於資本自由的選擇與競爭；來自於要素自由的配置與流動；來自於人力資源不受地和公共福利的限制。甚至，從全社會的效率提升來看，政府大量的經濟事務都應該進入市場，選擇公共采購，當然PPP也是一種重要的選擇。
面對著新的市場動力和舊的行政激勵體系，要完成一場逐步的交班。
4.4.4 新觀念與舊慣性之間的關系
上溯十年，從99年開始，這是中國全面分享全球紅利、快速融入全球體系的關鍵十年。到今天，全球紅利的十年面臨結束。
而經濟中那些新的元素與觀念，往往會受到舊慣性的制約。對於網絡叫車、網絡購物、互聯網金融等等新的業態，在迅猛發展的同時，我們的社會整體也表現出瞭極強的反彈，無論是傳統行業利益，還是公共監管責任，都表現出極強的不適應性。當然這些新觀念裡面，在野蠻生長的同時，也包含著無數的風險，甚至在某些領域，比如P2P行業，會造成局部隱患。
如何在新觀念中形成規范性的監管有效性的識別，同時又充分降低傳統經濟發展中舊慣性的轉型摩擦，是降低轉型風險最重要的題目之一。
在對外招商引資過程中，通過讓渡國內市場換取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模式，節約瞭基礎理論研究的物質和時間成本，以及知識和技術產業化過程中的試錯成本，能夠通過模仿和學習較快的進行模仿式“山寨”作業，並在國內建立起進口替代型產業。並且，松弛的知識產權保護約束，使微觀個體能以極低的成本獲取初創國以較高的成本獲取的發現和發明，並內生化為高技術溢出的“幹中學”模型，結合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構建起極其陡峭的社會學習和模仿曲線，在短時間內大大提高瞭全要素生產率。
供給側改革的過程必然涉及到稅制的調整，同時，供給側改革的結果必然會是一次財富的重新分配。而貧富差距，也是全球需求不足、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80年代英美的改革，實際上最大的壓力就來自於稅制的調整，給誰降稅，如何降稅，同時轉嫁給誰，如何轉嫁，一定會影響到利益格局的重配。對傳統既得利益的挑戰，無疑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也許，我們每個人都在一定意義上代表著舊利益。
本輪中國的稅制改革，將會是從間接稅向直接稅的一次轉型。同樣伴隨著事權改革，也是中央稅和地方稅的重新厘清。
從正在進行的增值稅改革來看，行業之間的不均衡，央地之間的老比例都成為各方動力不足的原因。部分行業在增值稅改革後，不僅未得收益，反而加重瞭稅負；部分地方對於增值稅改革的推進力度也滿懷猶豫。資源性行業正面臨著最艱苦的時期，資源稅的改革也選擇瞭一個較差的時間窗口。
從直接稅上看，無論是房產稅、遺產稅，還是個人所得稅的調整均關系到整體社會每個人的利益分配，牽一發而動全局。對於一項改革措施而言，尋求到最大公約數的支持、最廣泛共識度的認可，成為改革能否推行之關鍵。遙想當年，青苗法、市易法皆是懷抱良好初衷，卻由於新舊利益調整過於迅猛，導致改革走樣。
4.4.6 新市場與舊監管之間的關系
讓市場配置資源，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是供給側改革的要義。市場的深化、創新要與之配套的是監管能力的提升和監管制度的完善，否則，市場在創新的過程中難免異化的可能。若監管無法跟上，改革的系統性風險將難以避免。
中國金融市場的改革面臨新一輪金融深化的過程，同時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人民幣的國際化也面臨著一次與國際市場與規則對接的過程。今年6月以來爆發的股災，由於中國證券市場整體監管框架的缺失，股指期貨、高頻交易、做空機制、跨場聯動等等在國外並不算全新的交易手段和套利模式，不斷在A股出現。為拯救股災，政府停掉股指、組織券商賣出、禁止持股5%以上大股東減持等一系列的事後補救措施，讓整個市場幾乎倒退回計劃經濟時代。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中國的食品進口標準、轉基因乃至對跨境電商等各個方面的爭議。當然，更大的爭議恐怕在文化與信息監管領域。
市場創新的同時，需要公共監管能力的升級。否則，無論是創新的異化，還是監管的老化，都會給改革帶來不必要的風險與阻礙。
4.4.7 新主體與舊格局之間的關系
供給側改革將帶來新一輪市場主體的發育。新主體發育是依靠自身效率的競爭完成對舊格局的一次替代，而在壟斷行業，在非充分競爭領域的市場放開和格局打破，可能是新效率誕生、新主體創新的最主要戰場。撒切爾夫人公共部門的市場化進程是英國供給側改革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當然我們不能簡單重復。
當下，主要壟斷行業，如能源、電信、電力、金融等核心產業領域，國有企業占據瞭絕對的市場份額和公共資源。由於國有企業具有天然的屬性優勢，在資本的獲取、政策的傾斜、資源的吸引、信用的擴張等方面對其他市場主體構成瞭嚴重擠出和不平等競爭。而這種體制寡頭的存在，市場主體很難將效率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若僅僅依賴於紙面的競爭放開，我們認為將很難培養出全新效率的市場主體。
但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從邏輯上來說，是對全體國民資產的一次再分配，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國企改革的公平公開將事關改革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私有化，也未必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對於這些格局僵化的領域，如何進行一場以制度創新、效率優先為根本目的的規則設計，將是本次改革中最大的技術挑戰。
4.4.8 新分工與舊地緣之間的關系
金融危機過後，受制於老齡化的桎梏，全球需求羸弱甚至趨於收縮，工業化擴大再生產的邊際收益基本趨向於零。經過三十年的學習和模仿，部分產業國內外技術代差的已基本抹平，社會學習曲線已經老化，傳統行業效率提升已至極限，低垂的果實”已然摘光。
要素成本上升、後發劣勢顯現，中國已無法繼續搭乘新技術周期的便車，必須提高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進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通過新技術儲備及依托國內品質型產品市場需求空缺，引導企業在產業價值鏈上的快速上移，並借機搶占全球市場份額，是當前的不二選擇，也是中國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唯一的選擇。
2.2.2 結構性問題一：國際分工產能轉移的結束與全球化紅利終結
文章來源：“MFI金融研究”微信公眾號，騰訊財經已取得授權
美歐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已占總支出的近5成：據數據統計，在計入養老金（社會安全金）補貼、社會保障及醫療衛生等項的公共服務後，美國聯邦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占總支出的45%，而其用於行政公務的費用僅占總支出的10%。而“歐豬五國”代表的希臘，僅老年社會保障一項支出就超過總社會保障開支的一半，占比為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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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改革的辯證：容易導致改革跑偏的八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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